我们是将自己放在了一个主体的位置，而将那些被我们消化、娱乐、使用的动植物放在了客体的位置上。人类与那些他所驱驰的东西之间关系并不平等。因此也可以任意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而无需感到伦理上的压力。

幸亏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认同，我们没有必要给（除了濒危动植物之外的）世界上其他的生物以平等的 " 动物权 "，否则我们的生活将会少了很多乐趣和便利。

比如说享用肉食。我们有大规模的现代化工厂生产白羽鸡，它们 60 多天的短暂生命是人类赋予的，而这生命旅程唯一的归宿就是成为人类的盘中餐。

我们都这样做了也不会有什么心理压力，那么很自然的，在进行动植物基因编辑的时候，对于那些 " 残次品 " 和 " 半成品 "，就可以随意的销毁它们，而不必承受精神上的压力。

也因此，这样经过多次实验的转基因技术，才称得上是千锤百炼，在严格的验证之后，最终达到适合工业化大生产，足够安全有效，适宜人类使用的程度。

那么，你能说我们对一个人类孩子做基因编辑，是要 ta 更适合人类使用吗？这怕不是从非洲食人族的角度来看问题。

再说了，我们也会忠实的保留那些未经人类之手编辑的 " 非转基因 " 的种子，既满足一部分 " 反转 " 的消费需求，又存在所谓的 " 种子库 " 当中，以防将来人类的需求出现变化，或者地球环境变化的时候，我们还能从之前造物主指定的起点重新开始，再一次去选育到那个时候更适合人类需要的作物。

基因编辑中出现 " 半成品 " 和 " 残次品 " 对那些不幸的胚胎来说当然不公平，那么一旦大规模出现了所谓 " 强化 " 的人类基因，我们要不要为了物种多样性，为了防灾备份，而保留一些 " 非转基因人 " 或者 " 纯种人 " 呢？这些生下来就不如其他人天赋高尚的人类，是否获得了一个公平的起点呢？

你也许理解不了伦理，但一定能理解公平

好吧，我们终于说到了公平问题。

我认为，作为广义的伦理争议的一个大的子集，公平问题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能完全理解的——毕竟，人类社会的 " 终极进化形态 " 共产主义，就是为了解决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问题。

我们将每一个由人类所生养的胚胎，视为同等具备人权的个体，他们都是这个星球上的最高主人。他们按照联合国公约的规定和现代大部分国家的共识，理应拥有生而平等的基本权利。

人人生而平等，是不论其家境贫富，也不论其人种，性别，血型，性取向，所操语言，智商水平，以及是否具有先天缺陷。

一个先天性心脏病、唐氏综合症、乙肝病毒或（这次 CRISPR 所要避免的）艾滋病毒（HIV）携带者，只要这个孩子已经生出来了，我们就只能负责到底，对其平等对待。

我们知道，人的先天禀赋就是不平等的，有些人注定生下来就比另外一些人在智商上更占优势，或者长得更高，或者更健美，或者更符合当代人的审美。那他们就会对另外一些人形成天然的 " 碾压 "。

这种先天差异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现在俨然成为一个 " 看脸的社会 "。不管你怎样努力，都会因为容貌的差异，而体会到人情冷暖的重大区别。小时候就受到歧视的孩子，甚至会拥有伴随一生的心理阴影。

如果有个办法能一劳永逸的根治先天性的不平等，人类当然会很渴望这样的办法。整容技术就是这样一种 " 逆天改命 " 的办法。

有文章介绍说 ，整形手术的历史几乎和人类有医疗记录的时代一样长。早在中世纪消毒麻醉等技术还不成熟的时候，还使用柳叶刀和放血疗法的原始医疗行业，已经敢于对面部动刀。

" 医学史学家玛格丽特 · 佩林认为，这与当时的文化息息相关。损伤或丑陋的相貌在当时不仅要多读书，还会被认为是丑恶内心的外在体现。（患者）为了不被污名化而选择手术，例如因为梅毒导致的面部溃烂，就需要手术移植皮肤。"

——其实跟现在是完全一样的。如果不是遭到歧视受人欺负，感受到世界的恶意，主动选择整容的人远远不会那么多，这东西也不至于成为一种产业。

你可能觉得整容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真去选择整容的人，他们日常生活承担的代价之大，远高于做整容要承受的代价。

据《新京报》报道，本次 " 基因编辑 " 实验给家长的《知情通知书》上写的是这是一个 " 艾滋病疫苗 " 实验。虽然实际孕育孩子的家长不一定是 HIV 感染者，但招募不愿孩子染病的家长，想来相当 " 合情合理 "。

此前，来自中山大学的问卷调查显示，HIV 感染者对基因编辑技术的期望值，比普通公众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