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戏谑口吻表明了余华的喜剧天赋，那么，余华的另一个天赋是不动声色甚至不无残酷地叙述亲人之间的情感。当然，这是《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余华，而不是《现实一种》《难逃劫数》的余华。他深知“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的奥秘，擅长以平缓的语调写出令人颤栗的情感细节。《文城》划分为“文城”与“文城补”两个部分。“文城”部分隐去纪小美身世的谜团而聚焦林祥福，一如“文城补”聚焦纪小美而不再纠缠林祥福的苦恼。尽管“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补叙结构多少有些笨拙，但是，两个部分的分叙各自保持单一的视角——单质叙事保证了悲剧的纯度与悲情的递进积累。为了追求强烈的冲击，余华宁可启用“文城补”绕回起点，重新填补单质叙事遗留的情节裂缝。

显而易见，《文城》的叙事策略获得了预想的成效，尤其是“文城补”部分。现在可以指出这一点了：纪小美是《文城》之中唯一的多面性格。她聪明伶俐，送入沈家当童养媳，继而被严厉的婆婆逐出家门。丈夫阿强割舍不下她，窃走家中的钱财携带纪小美周游花花世界，直至耗尽所有的盘缠。纪小美设下圈套嫁给林祥福，卷走财产是题中应有之义，重返林家生养与思念女儿才是未泯的良知突如其来的觉醒。如何评判这个人物？美人计？出卖色相盗取他人财物？面对林祥福清澈而固执的眼神，她怎么能如此坦然地说出谎言？纪小美挚爱的阿强又是一个什么角色？缺乏与母亲抗争的勇气，不负责任地将手中的最后一文钱花出去，然后打发妻子卖身行窃？事实上，他们是情节内部真正的反面角色。尽管可恶的土匪一次又一次地重创溪镇，但是，林祥福一辈子无法痊愈的内心伤痛源于纪小美与阿强的诈骗。

人们找不到任何借口为这一对夫妇开脱，余华不愿意赋予他们某种崇高的使命，例如执行某个秘密组织的命令，或者忍辱负重地拉扯几个年幼的弟妹。千真万确，这仅仅是两个不堪忍受传统家规的不肖子弟制造的荒唐骗局。这种状况极大地压缩了《文城》的阐释半径，人们无法轻易地将这个故事与某种重大意义联系起来。这显然加剧了纪小美必须承当的道德谴责。奇怪的是，各种道德谴责迟迟未曾出现。纪小美与阿强之间的深情竟然将世俗道德隔离在另一个遥远的地方，以至于许多人根本没有想起来。这时，人们再度意识到余华的叙事成效——如果无法将纪小美塑造为一个纯真的爱情形象，她将被鄙夷的唾沫淹死。

纪小美的内心是否存在某些对于林祥福的羁恋？《文城》浮现的若干线索被及时掐掉。这些线索可能携带危险的杂质，模糊坚定的爱情指向。这时，余华放弃了现实主义对于复杂人性的探究。现实主义文学不仅叙述人物的行为，而且解析他们的动机。这些解析可能追溯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而抵达历史的深部。这时，生活将显现多种相互交叠的纹理，现实主义文学带来的往往是五味杂陈。相对地说，《文城》更倾向神话式叙事。神话往往删除多维的因果关系网络，具有不容分说的性质：谁来了，什么事发生了，奇迹一般的结局降临了。既然冥冥之中存在天意，时间、地点以及事件内部的合理性并非那么重要。

对于文学来说，现实主义文学与神话式叙事意味着不同的想象类型。一些人试图追随文学潜入历史，结识新的人物，认清刚刚发生了什么，继而决定自己的明天要做些什么；另一些人试图追随文学浮出历史，认清一个宏大的坐标，继而根据这个坐标的指引横渡人生。前者倾心于现实主义文学，后者倾心于神话式叙事。驻足于二者构成的十字路口，成熟的作家必须聆听来自各个方向的声音，知己知彼，权衡再三，然后潜心写出属于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