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91年，比尔盖茨在西雅图创立微软研究院的时候，就提出了他对于人工智能的愿望——让计算机能听会讲，能看会想，还能理解人类。同一年，沈向洋刚刚考进美国计算机专业排名第一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 师从著名计算机专家拉吉·瑞迪（Raj Reddy）教授，研读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专业。

1996年，沈向洋作为研究员加入微软研究院，从事计算机视觉研究。那时正值人工智能的“寒冬期”——现实世界中的基础性研究枯燥乏味、进展缓慢，与之前人们所想象的“未来科技”相去甚远，行业内悲观失望的情绪，让当时的很多投资人和研究机构都对人工智能研究避之唯恐不及。

但对沈向洋自己而言，加入微软研究院，却是一种幸运，让他有机会与世界顶尖的天才为伍。“直到今天，我仍清楚地记得，刚到微软研究院的那个星期，我发现自己离计算机图形学领域的传奇人物Jim Blinn只隔着4个办公室，我难以抑制心中的兴奋，迫不及待地抓起电话，语无伦次地把这个发现骄傲地分享给了我的太太。”

沈向洋1996年加入微软研究院，1999年回到北京参与创立微软亚洲研究院，并担任微软亚洲研究院计算组主任研究员，高级研究员。

微软亚洲研究院成立的1998年还是个很特别的年份。那一年，亚马逊开始搭建基于人工智能推荐算法的导购系统，苹果乔布斯已经在开发original iMac，并开始提倡苹果的简洁设计；那一年，Google成立。在中国，腾讯那一年诞生。

就算是放在全球任一国家，在那个时间段，成立一家计算机基础科学研究机构都是创新性的、略带风险性的，更别提是在中国，更别提是“只花钱不赚钱”。

洪小文在向PingWest品玩描述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当天的情景时，用了“仓促成军”这个词，而沈向洋回忆到加入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第一份儿工作，是为新公司挑选地板颜色。

2004年，微软亚洲研究院研发技术登上《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沈向洋在机场转机兴奋地把杂志摊上全部的MIT Technology Review都买下来了，微软供图

沈向洋提到：通常跨国公司在中国都是先建立销售团队、产品本地化团队，再部署产品开发团队，最后是研究团队。但微软走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道路，我们先有研究、再到产品开发、技术及团队孵化。

洪小文对PingWest品玩回忆：，“当时微软中国销售部门，和我们所谓现在的R&D（研发，Research &Develop），当时也没有D，办公室有一个小的团队在做本地化的工作。所以我们是历史上可能仅有的跨国公司，不要说跨国公司，全世界的公司一定先做产品，然后有销售部门。”

他们愿意把微软公司分为三个主要部门。销售部门，卖今天的产品，赚今天的钱；产品部门，做未来的产品，要赚明天的钱；而研究部门就是为未来技术做储备，不做产品，所以，要赚后天的钱。可微软亚洲研究院在中国显然不是按照这个顺序走的。

“如果今天的钱和明天的钱还没有赚到，所以不可能去赚后天的钱。所以，没有一个公司是先做R的，一般跨国公司，包括你说今天BAT到海外去，第一个是先去搞销售，能够赚钱，再看看能不能做当地开发的一些产品，然后才会放一个研究院在那边。”

这种做法不光得到了微软总部的认可，似乎还收获了意料之外的惊喜。

90年代的微软的企业形象并没有像现在这样受欢迎，就连比尔盖茨也在全世界遭受到不少“坏名声”。“Windows 95”发布以来，微软的形象一度变成了“商业手段霸道”、“技术创新少”。在不少公开报道中，微软被描述成一个“罪恶的帝国”，攻击者认为微软的成功根本不是依靠自己的发明，而只不过是追随了别人的发明。还说，微软的战略中“暗藏着一种恶魔似的企图”。

相反，那个时期微软在中国的企业形象则相对缓和的多，在那个时候，比尔盖茨在中国大学演讲里收获的更多是“英雄”般的形象。

微软亚洲研究院成立后，比尔盖茨已经在自豪的和很多微软美国高管说，“我敢打赌你们都不知道，在微软中国研究院，我们有世界一流的多媒体方面的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