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提到，微软亚洲研究院自身的目标也是做十年后的技术，未来的事情，眼光更长远。虽然也有很多企业在倡导技术优先，但更多讲的还是最近两三年，能够快速落地、实践，能快速产生价值的技术。它同时和全世界的顶尖科研群体也有大量无缝交流，相对而言，这样的环境导致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人在技术上具备更好地把握预判中期发展趋势乃至终局的能力，而这种终局思维和时间点判断预见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一直保持开放性”是他们的秘密武器——20年前，在中国，由企业开设研究院本身就是新鲜事，特别是20年前的中国，微软亚洲研究院不但打造出了开放的研究环境，并且还将取得的很多研究成果拿出去跟别人分享，这在当时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事情。“比如我们从研究院第一年开始就在坚持开放的研究氛围，不断地邀请全世界最了不起的计算机科学家，其中有很多的图灵奖获得者，包括John Hopcroft教授来到中国，在北京、上海宣传交流计算机科学的最新成果的想法。在当时，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也是微软亚洲研究院会一直坚持下去的。”沈向洋说。

同时，微软公司从CEO开始都对研究抱有极高的信任，对于做科研怀有极大的决心。盖茨以后，从鲍尔默到萨提亚，微软对研究一直不断加大投入。

最让我们好奇的是——微软亚洲研究院铸就的其实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驱动成员创新，而它已经不仅仅是学术界的思维，它如今已经和众多研究机构，和产业界联系在一起。

自2002年起，微软便通过与中国教育部合作的“长城计划”，以微软亚洲研究院为平台，共同探索中国计算机领域高端人才的培养。过去20年间，清华大学有200多位校友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工作过，有1300多名清华学生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过。现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的8位副院长中有3位副院长是清华大学的校友。微软亚洲研究院还孵化出了多个工程院，推动微软产品的开发和落地。

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生去西雅图盖茨家做客Intern Party出发前，微软供图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生总数往往比研究员还多。在研究院会呆上两年甚至更长时间，毕业后他们走向广大的世界，去不同的企业机构和工作岗位，发挥出更广泛的辐射效应。

沈向洋还提到了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科研文化。科研文化包括很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敢于质疑过去，不断创新。前人做了很多很了不起的事情，而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有质疑过去的精神。“毕竟，并不是说有了牛顿三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研究院多年来一直坚持到今天，也是靠着这种挑战前人的精神。”

如今，人们已经习惯把微软亚洲研究院称作是中国互联网的“黄埔军校”，而硬币反面的含义也非常明显——“出走”。

此前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如今已经进入到阿里巴巴达摩院的一位科学家对PingWest品玩提到，“微软亚洲研究院是一个纯学术机构，更像是一所大学。而这里（达摩院）做研究可以有很多商业思维，更能转化成产品。”

从微软亚洲研究院走向工业界，杨帆的感受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对这种变化是非常积极去看待的。微软也在2016年成立了院友会，目的是为了与院友们保持沟通合作，并且为院友搭建沟通交流的平台。

今天，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院友已逾7000名，遍布世界各地，活跃在科技创新各领域，成为引领人工智能、云和大数据创新的一支重要力量。据不完全统计，其中，200多位院友在世界各地的顶尖高校执教；25位院友是美国电子电气工程师协会（IEEE）、美国计算机协会（ACM）或美国人工智能学会（AAAI）会员；25位院友入选中国“千人计划”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家基金；超过15位院友在500强企业和中国互联网企业如阿里、百度、小米、今日头条、海尔、联想担任总裁或CTO；众多院友投身双创大潮，成为如商汤、旷视、依图等独角兽公司的创始人或技术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