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这样的羞耻，怎会有先生那样极致的愤怒？对于庸众的恨区分了自身又囊括了自身，没有这恨之悖论，又怎么会写出《铸剑》那样可怕而不朽的小说？

作家莫言专门谈过《铸剑》这篇小说，他说：“里面包含了现代小说的所有因素，黑色幽默、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等等都有。《铸剑》里的黑衣人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我将其与鲁迅联系在一起，觉得那就是鲁迅精神的写照，他超越了愤怒，极度地绝望。他厌恶敌人，更厌恶自己。他同情弱者，更同情所谓的强者。一个连自己都厌恶的人，才能真正做到无所畏惧。”这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还说：“我愿意用我全部作品‘换’鲁迅的一个短篇小说。”

厌恶，连自己都厌恶。难道不正是出自苟活者的羞耻吗？

希望，绝望，羞耻，厌恶，塑造了一个痛苦的灵魂，而这个灵魂又被认为是最坚硬的、最无所畏惧的，如同机甲战士一般。纤弱与刚烈，简单与繁复，爱与厌恶，在这个灵魂里奔涌融合，化成刺入人心的文字，割肉填疮般改变了一个悠久文明的腐烂。在这科技统治万物的二十一世纪，都说人类即将被生物学技术彻底解构掉——血肉无非是基因、分子及其排列，但这个瘦弱的人，竟然可以具备如此深邃的灵魂，这不能不让我为之震撼，不能不让我对人自身多出了一份信心。在这样深邃的灵魂面前，小说的创意、叙事的艺术、语言的搭配等等提法都显得那么轻如粉尘。我们今天重读先生，在先生这里——现代汉语文学的源头，必须要问一问的是：究竟什么是文学？

那些魔术师般的语言组合花样，巧如舌簧的故事情节，如果远离了人的灵魂的深度，还称得上是文学吗？

如果是，这样的文学又有什么意义呢？

人工智能会写得比我们更精彩。

五

中山大学中文系大楼边上有一座鲁迅先生的半身塑像，时时提醒我，鲁迅先生曾在广州待过不到一年的时间。不过，他在中山大学过得似乎并不特别开心。他作为中山大学首任教务主任，工作非常忙碌和琐碎，影响了他的写作和研究。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是来教书的，不意套上了文学系（非科）主任兼教务主任，不但睡觉，连吃饭的工夫也没有了。”所以我尽管求学于这里，可对那个塑像感受不深，而且中山大学经历了搬迁，现在摆放塑像的地方先生并未踏足。

我第一次发现白云楼的鲁迅故居是一次偶然。那会儿，人人都以拥有一台单反相机为傲，我也不能免俗，我去海印音像市场买了一部尼康的单反相机，然后在附近的大街小巷里乱窜，看到什么便拍什么，仿佛重新见识了世界。我拍下了一排黄色的民国建筑，墙面上挺立着一根根灰白色的立柱，门楣和窗头上都有装饰纹路，有点儿巴洛克风格。我回家后，在电脑上欣赏照片的时候发现墙上挂着一个牌子，写着“白云楼鲁迅故居”的字样。我有些兴奋，拿出《野草》重读，发现题辞的最后写着：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鲁迅记于广州之白云楼上。

一阵战栗划过我的心脏。

那瑰丽深邃的《野草》居然成稿于广州，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个特别激动人心的发现。我按图索骥，发现《铸剑》也成稿于广州，这是我完全没想到的。这些作品与这座城市的主要面目相距甚远。我待在这座城市已经太多年了，我也尝试着写下自己的感受，在南方之南的潮湿溽热中努力探寻着自己的精神通孔，而先生以这样的方式，再次给予我一种莫大的鼓励和安慰。我觉得这座城市陡然间有了隐秘而幽暗的维度，变得更加可居了。

自那以后，白云楼的鲁迅故居便变成了我秘密的文学朝圣之地。

那里临近江边，先生住时应该是可以望见珠江的，现在隔了一排楼和一条街，反而变得格外幽静了。路边全是茂盛的榕树，使得这条白云路特别适合冥思和散步。先生七号单元二楼，那个单元的铁门锁着，我站在门口透过缝隙往里看，里边空空荡荡的，一副人去楼空的景象。我仰头看见二楼的阳台，却发现那里摆放着衣架和菜干，分明是有人在那里生活着。先生曾经也是那样朴实地生活着的吧。但他在这里一定是特别孤独的，他的左邻右舍说着粤语，他没法明白他们的意思。他坐在书桌前写下了这样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