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我还是相信文学不死。现在有一种说法，说随着视听技术的发展，文学已快要灭亡了。事实上只要有语言、文字，有人的思想感情，文学就不会灭亡。

但也必须承认，互联网视听技术的传播和发展，让文学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人们也逐渐不满足于只有文字的世界。新媒体则常常以趣味与海量抹平受众大脑的褶皱，培养人云亦云的自以为聪明的白痴，他们的特点是对一切文学经典吐槽，他们喜欢接受的是低俗擦边段子。人们的注意力正在被更实惠、更便捷、更快餐、更市场、更消费也更不需要智商的东西所吸引。

但我又相信，影视剧、娱乐视频、影像，还取代不了文学的功能，比如爱情，你看电视剧听爱情歌曲就会满足吗？不会。一个猛男和一个靓女在那儿抱过来抱过去、滚过来滚过去，表面上比你看一部爱情诗过瘾多了。但爱情的时间缓冲，爱情的弯弯曲曲的过程呢？情感的含蓄与体味，欣喜和痛苦，脉搏和心跳，激动人心的情绪和心理想象呢？文学的魅力，影视剧还取代不了。

文学具有一种致命的力量，他可以让人忽略一些得失。加谬说：文学不能使我们活得更好，但能使我们生活得更多。文学使人更充实、更丰富、更深刻、更有滋有味，文学使生活各个方面增加了很多魅力。如果完全没有文学，我们的人生，可能比现在活得更单调，更没有意思。

张英：你说，“你知道主持工作与参政议政之间有多少距离”。你是政协委员，提过很多提案，也当过文化部长，主持工作，这中间的距离有多大？

王蒙：我当文化部长，相对来说主持工作的时间比较短。这个距离在哪？比如说，很多道理上说得很对的一些事情，但是做起来，它受各种条件的限制。

举一个例子，从我在文化部的时候就提，国家对这个文化事业要有一个荣誉称号的体系，还有一个褒奖的体系。荣誉称号的体系指的是，比如“人民艺术家”或者“人文院士”，像前苏联过去还有“功勋艺术家”“列宁奖金”“斯大林奖金”体系，现在朝鲜还有这样的体系，相当于科学家里头的院士。

再一个应该有褒奖体系，由国家领导人出面，奖励这些文化上有独特贡献的人。比如说日本的芥川龙之介奖，是由天皇发，大江健三郎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天皇给他补发这个芥川龙之介奖，大江健表示我得奖和你没有关系，我拒绝接受。

英国有一个皇家学会的评价体系。法国有一个法兰西院士。各国情况不一样，但基本上文化艺术领域都有类似的评价体系。

如果从我担任文化部长的时候算起，已经二十六年了，中共十七大的报告里也讲过，要建立这个褒奖体系和荣誉称号体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议里又有这个内容，但是这个体系操作起来非常困难，还是实行不了，这就是参政议政和主持工作的区别，就在这里。

张英：为什么非常困难？文艺界多年提出设立“人文院士”，表彰中国文艺界的杰出贡献者，但建议最终没有被采纳。

王蒙：据我所知，设立这个体系，要报到国务院、国务院有关部门，比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要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又要征求一些相关部门的意见，全国总工会很自然地提出：我们劳动英雄、劳动模范这个体系没有，你只有给文化人发奖不可以；全国妇联提出，我们现在全国三八红旗手这些都搞得不正规，我们需要有妇女的褒奖体系。总之，这样一来，文化的褒奖体系得猴年马月，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实行。

另外，没有这个评价体系，反映了我们对自己的人文学术研究和贡献缺少信心。我们人文急功近利地跟着政治的操作走，而不是跟着学术、学识走。人文作为一种学问来说，学术、学识是非常稳定的。你跟着政治操作走，往往形成今天把一个人捧得不得了，过几年就认为他是错误的。

这又牵扯到一个问题，中国人不先做认知判断，而却做价值判断。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不说本身到底什么情况，而是先说好还是坏，我是拥护还是反对，就是先站队先表态，先亮棋子，但是他不说这个事情本身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不注重真伪，但是我们注重的是好坏，注重的是善恶，注重的是爱憎分明。但是爱憎分明，有一个前提就是真伪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