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我们面对的只是一些长长短短的句子，“诗”与“乐”早已剥离，所以也就无从感受那种演奏的盛大场面、那种心潮澎湃的震慑力量。我们视野中只是简单而僵直的文字，不是歌之咏之舞之蹈之的和鸣共振。离开了那种气氛的笼罩，也就失去了另一番审美效果，它未能诉诸听觉，也没有视觉的盛宴，几乎完全依赖文字符号的想象和还原。我们会不自觉地将这些拗口的诗章与现代文字的一般功能混为一谈，而且还会在磕磕绊绊的阅读中，产生或多或少的不适感。这种不适感会影响审美，让我们进一步疏远和忽略它的内质。我们甚至要设想，对于《诗经》最好的理解方法，莫过于还其以“乐”，无“乐”之诗就是枯萎的诗、僵固的诗、降格以求的诗、难以抵达的诗。

若要走进《诗经》这部原典，就要随着它的乐声，伴着铿锵有力的节奏，或者是温婉动人的咏唱，踏入堂奥，领略或深沉或辉煌之美，感受它不可思议的力量。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三千多年前，由西周统治者的施政理念再到文化风习，更有对于“诗乐”的推崇与借重，会多多少少令我们感到一些诧异。庙堂人物整天纠缠于官场机心、权力角逐、军事征讨，怎么会如此关注和痴迷于这些歌吟。尤其是“风诗”中的民谣俚曲，它们竟占去了三百篇中的半壁江山，而这些内容又远非庄严凝重。就是这一切，与他们的文功武治和日常生活相依相伴，甚至可以说须臾未曾脱离，其中肯定大有深意在。当年他们依靠这些演奏和歌咏开辟出一条道路，它一直向前延伸，就是对整个社会礼法和政治秩序加以匡束和固定。它的自然孕化和遵循功用合而为一，就有了重大的意义。孔子对《诗经》有过无与伦比的赞叹，评价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这番著名的概括之中尽管包含了审美的元素，但更多的还是将其看成了整个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精神指标，看成了典范。

《诗经》是一部凝固和蕴含了西周道德礼法、思想规范的典籍，具有强大的政治伦理性，它在孔子眼里是不可逾越的。今天看来，特别是《国风》里的许多诗篇，充满着旺盛的激情和野性的躁动，那恣意放肆的生命产生出巨大的感染力，唤起多少浪漫的想象：我们从中几乎感觉不到对人性的刻板束缚，也几乎没有什么准则、礼法和不可逾越的禁忌，相反却是一种极为开放和自由的生命嚎唱。在这里，审美的本质凸显在我们面前，而那种礼仪的恪守、“经”的社会与道德元素，却几乎被完全淡化。

这是就单纯的文字而言的，如果换一个视角，将这些诗句伴以乐曲赋予调性，严格按照当时的相关规定和程序去演奏，那又是另一番景象了。这时或许会多少忽略辞章之美，其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覆盖：它已经被配置和镶嵌了更为外向和突出的形式，这就是歌咏和旋律，还有表演。固定的场合，固定的曲调，固定的程式，它们多少淹没了歌词内容的原色与具象、挥发和生长，溢满了整个空间。事实是，这种强大的形式有力地超越并涵盖了文辞的内容。

从春秋后期到战国、秦汉以降，直至现在，几乎所有对《诗经》的认识都是建立在脱离咏唱和声音的基础之上。“诗”与“乐”的分离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人们面对的是赤裸的文辞，这样的研究，必然会在“诗”与“经”这两个方面都受到局限，甚至造成一定程度的误解。孔子所订之“乐”后来已经散失，这里的最大损失还不是丢了一部《乐经》，而是《诗经》的形只影单：二者的脱节与分离，使“经”的一个重要部分丧失了。从一种文体的源头上讲，“诗歌”这个词汇的连缀，只说明所有诗词最早都源于歌唱，诗词离开吟咏的调性才变成了纯粹的文字，发展到今天就是所谓的“自由诗”和“现代诗”。它们缺少了一种程式和声音的辅助，摆脱了音乐的笼罩和约束，成为单纯的文字符号，变得贫瘠而孤独。也正因为如此，现代诗必

然要一再膨胀和强化自身，要寻找离开音乐之后的独立途径，让干枯的词汇本身滋生出某种乐性。于是它们变得越来越绵长和复杂，也更加起伏婉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