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这里所说的“天才”，有似于严羽的“别才”。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夫诗有别才，非关书也”。郭绍虞云：“重即目而不重用事，尚直寻而不尚补假，这即是所谓别才。”完全是以钟嵘用过的熟语论“别才”。

《文心雕龙》的“才”有时还包括“将才”和“经国之才”，如《程器》篇所用。《诗品》则指出“经国之才”和“诗才”并不是一回事。如《诗品下》评钟嵘的老师“齐太尉王文宪（俭）”云：“至如王师文宪，既经国图远，或忽视雕虫。”他不好批评自己的老师因缺乏诗才，所以诗写得不好，而是委婉地说：王老师既然忙于为治理国家而深谋远虑，或许才不重视写诗这种雕虫小技的。

甚至，钟嵘还似乎意识到“作赋之才”与“写诗之才”也有区别。《诗品序》在论汉代五言诗时云：“自王、杨、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这是说王褒、扬雄、枚乘、司马相如等人，他们只以“润色鸿业”的大赋争胜，却没有听说有什么吟咏情性的诗歌传世。

至于对“诗才”和“良史之才”，钟嵘对其不同处则认识得更为清楚。《诗品下》评何长瑜、羊曜璠、范晔诗云：“才难，信矣！以康乐与羊、何若此，而囗（当作二）人之辞，殆不足奇。蔚宗诗，乃不称其才。亦为鲜举矣。”这条品文要从结构层次人手分析，才能知其深意。按上引文字所据为《群书考索》本，而《吟窗杂录》本、《格致丛书》本，则将范晔诗评语分出，单列一条。笔者以为，《诗品》之旧，当从《群书考索》本。这条品文的结构层次是“先合后分”：即“才难，信矣”为“合评”；“以康乐”而下六句是“分评”：其中，前三句评羊、何，后三句评范晔。但品文的合评，不是合评三人诗歌的优劣利病，而旨在说明一个道理，即写诗需要一种特殊的才能—诗才，且这种真有诗才的人确实难得，亦即才名难符。分评部分，则以羊、何、范三人之诗歌创作以证之。因此，范晔诗的品文，——乃不称其才——如果没有“才难，信矣”的笼罩，将无有意义。同样，如果没有“乃不称其才”句的照应，“才难，信矣”句，也无着落。因此，“乃不称其才”句，必须和“才难，信矣”句合为一条，才能相得益彰，互为有义。这真是个“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品文意为：“人才难得”，确实如此！以谢灵运大力称赞的具有诗才的何长瑜、羊曜璠来说，他们二人的诗就几乎毫无奇特之处。以良史之才自矜的范晔的诗，竟然也和其所自矜者不相称，亦少有值得称道的了。从品文之意可见，这里的“才难”，实指“诗才难得”，即真正的“才名相符”者难得。钟嵘认为，范晔之诗才不称其史才。此与羊、何诗才不符谢灵运所誉相类似，故同评之以证“诗才难得”之论。范晔自视史才甚高，以为自己的《后汉书》“体大而思精”，“实天下之奇作”，又说自己“常耻作文士”。其盖已初识“良史之才”与“篇什之美”的区别。钟嵘在此，又进而论之，认为“良史之才”、“诗才”并非一事。此殆与稍后的萧纲《与湘东王书》中论裴子野“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及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之言：“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意同。

更有进者，钟嵘还认识到写“经纶诗”的才能和写“抒情诗”的才能，也是不同的。《诗品》中评颜延之“是经纶文雅才”，评沈约则说“宪章鲍明远”，“所以不闲于经纶，而长于清怨”。《诗品》这里所谓的“经纶文”，即“经纶诗”，具体指应诏诗及用于朝庭大典的郊庙歌等。《宋书·乐志一》曰：“（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南郊始设登歌，诏御史中丞颜延之造歌诗。”《乐志二》即载其所造《宋南郊雅乐登歌》三篇：《天地郊夕牲歌》、《天地郊迎送神歌》、《天地·神歌》。又《南齐书·乐志》载，南齐所用太庙《登歌》，除用司徒褚渊所造外，“悉用黄门郎谢超宗辞。”而“超宗所撰，多删颜延之、谢庄辞，以为新曲，备改乐名”。又《南史·颜延之传》载：“延之与谢灵运俱以辞采齐名而迟速悬绝（《文帝尝各敕拟乐府·北上篇》）。颜延之受诏便成，灵运久之乃就”。可见颜延之写作这类“经纶”诗歌，真算“行家里手”。《诗品》誉之为“是经纶文雅才”，诚不虚也。而鲍照则“不娴于朝庙之制。所以，“宪章鲍明远”的沈约，也“不娴于经纶”。《南史·萧子云传》即云：“梁初，郊庙未革牲栓，乐辞皆沈约撰，至是承用。子云启宜改之。敕答日：‘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之’。乃使子云撰定。敕日‘郊庙歌辞，应须典诰大语，不得杂以子史文章浅言。而沈约所撰，亦多舛谬。’子云作成，敕并施用。’”可见，梁武帝都说沈约不善于用“典诰大语”写典雅板滞、节奏缓慢的“经纶诗歌”。沈约所长则是写格调清新，节奏明快，词藻艳丽的抒发怨情的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