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总是以自己的心去触摸历史，从不是站在空虚的概念上。在《五猖会》中，一件小事，就让我们感受到了先生的温度。小时候，他想去五猖会玩，但父亲非要让他背过《鉴略》才能去。在他看来，那是一本无趣的古书。可为了出去玩，他终于背过了，但他去玩的时候却高兴不起来：

大家同时活动起来，脸上都露出笑容，向河埠走去。工人将我高高地抱起，仿佛在祝贺我的成功一般，快步走在最前头。

我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

直到现在，别的完全忘却，不留一点痕迹了，只有背诵《鉴略》这一段，却还分明如昨日事。

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

“诧异”一词，照亮了先生过去的心绪。他书写那段小小的个人历史，表达的依然是对历史文化的忧思。父亲那样一个出自文化无意识的“命令”，让童年的“我”特别不快乐，这是为什么呢？童年是一个人最单纯最无邪的时刻，能让童年的“我”忘记了五猖会的快乐而记住了父亲无理的命令，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创伤记忆。因此，那传统文化对源初之人性、对自由之童心的压抑和损害，是先生的切肤之痛。从来都没有空洞的历史，只有承载了历史记忆的具体个人。先生对许多人和事的批评不留情面，都是洞见了那历史中残存的阴影，但他从来没有置身事外，他手持利刃，向我们自剖了他受伤的内部。他知道自己也已被那阴影感染，自己只不过是“历史的中间物”，是扛起黑暗闸门放青年人到光明里去的牺牲者。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终极命运，便是要与那黑暗同归于尽。因此，先生的精神底色是大悲凉的，每念及此，我都会感到一种切肤之痛，从而隐约触摸到他的大悲悯。只有理解了鲁迅先生的大悲凉和他的大悲悯，才能洞察我们的来路，才能寻找我们今天与未来的去路。

三

无论读了先生多少文章，还是忍不住一种冲动要问：鲁迅究竟是谁？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是一个当代中国人这样发问，要不被视为文盲，要不就是如我一般别有思虑。但是一个外国人这样发问呢？我们应该怎样跨越文化语境的障碍，去告诉对方鲁迅究竟是谁？也许对有些人来说这是很容易回答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而且还越来越难回答。因为我所置身其中的文学场每年都会有关于鲁迅的种种争论，那些纠缠不清的话语如同浓雾升起，有时令我深受启发，仿佛发现了先生思想的新的可能性，但有时——也许是大多时候，我陷入了某种自我质疑当中：我是不是对先生的理解有误？我是不是特别浅薄，以至于失去了阐释鲁迅的权利？

在网络空间里，还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民间表达，甚至不乏彻底否定鲁迅的言论，而两个熟读鲁迅的人都想用鲁迅的话批倒对方，鲁迅变成了一件话语的兵器，这实在是非常荒诞的文化景观。因此，学者王富仁说了一句很中肯的话：“在当下多元化的视野里，我们失落了一个具有相对确定性的鲁迅。”鲁迅作为作家自然注定是文化意义上的鲁迅，是可供阐释的鲁迅，但是，如果偏移太远，失去了“相对确定性”，实则面临着意义失效的困境。

我不能忘记汪晖先生阐释的鲁迅，那个幽深精微的哲人形象，将鲁迅的内在复杂性充分敞开。我也不能忘记钱理群先生阐述的鲁迅，鲁迅在他那里是一个有着滚烫灵魂的精神导师。钱先生是北大教授，却一直在跨越学术的门槛，向全社会、向年轻人乃至中学生阐述鲁迅，满怀着类似传教的信仰与热情，这让我对他有种发自心底的尊重。他们的研究与阐释至少构成了我个人对于鲁迅理解的重要基石。他们自然是在“相对确定性”的范畴之内锻造出的精神铁锚。

我在这里想特别谈谈阎晶明先生阐释的鲁迅，他在近年的许多文章中尤其是《鲁迅还在》一书中，以极为日常的视角用鲁迅及其同时代人的著述文字互相印证，还原鲁迅先生“相对确定性”的生活细节或生活真实。阎晶明先生的文章涉及鲁迅的烟酒、居住、纪念逝者、友谊、疾病等等，切口似乎很小，但这却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遭遇到的生命事件，这让我们阅读之际，便有了一种与己有关的心境，鲁迅先生的看法也有了融入我们自己生命中的可能。就我而言，因为我本人作为作家一直处于写作、现实与生活这三者的复杂纠缠之中，所以对于鲁迅先生的这些生活细节极为感兴趣。我所面临的一切境遇在先生那里是怎样的？他如何在一天天的日常生活中生出精神的根须与艺术的枝桠？这对一个作家来说其实是更加本质的生命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