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湘剧，民间称为“衡州班子”或“衡州大戏班子”，亦称为“衡阳汉调”，是我省特色浓郁的传统大戏剧种之一。流行地区甚广，涉及到整个湘南东部，包括衡阳市、郴州市和衡阳、衡山、衡东、耒阳、常宁、安仁、炎陵、茶陵、攸县、永兴、桂东、宜章、汝城、桂阳、郴县等县市，还曾流行于江西永新和广东乐昌等地。

衡阳的戏剧演出活动历史悠久。早在公元1274年，文天祥路经衡阳，为其时歌舞戏曲之盛所感，写有《衡州上元记》，详细记载了那年他所见到的正月十五，衡阳人民“为百戏之舞”的盛况。具体说到衡阳湘剧的源起，则传说不一。有人说，是当时在衡阳经商的江西商人从家乡邀来戏班演出，将衡阳湘剧最初演唱的高腔带到了衡阳，一些出自弋阳诸腔的剧目，至今仍保留在衡阳湘剧的传统剧目中。衡阳湘剧昆腔的传入，有人说是源自桂端王府的昆腔班，1579年，明神宗第7子桂端王朱常瀛就藩衡阳，带来了一个唱昆腔的戏班，在府中还建了一座戏台，将昆腔传入了衡阳。也有人说，在清咸丰年间，一些湖北汉班艺人来到衡阳，组班或搭班演出，给衡阳带来许多皮簧腔剧目，再加上本省湘剧祁剧声的融入，形成了衡阳湘剧的弹腔。

衡阳湘剧的高腔源于弋阳腔，早在明朝嘉靖（1522-1566）年间人徐渭的《南词叙录》已有关于弋阳腔在“两京、湖南、闽、广用之”的记载。弋阳腔在传人长沙之后，经“错用乡语”、“只沿土俗”和融合打锣腔等地方音

衡阳湘剧乐，从而在弋阳腔滚唱基础上衍变成湘剧高腔。从《精忠传》等古老的连台本戏以高腔、低牌子合演的情况看，后者的产生年代约与前者同。

昆曲传入长沙时间稍晚，根据“长沙老郎庙班牌”，清朝康熙三年（1664年）和六年，既唱高腔、也唱昆曲的长沙福秀班和老仁和班先后成立。作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至二十八年间的江宾谷所作的《潇湘听雨录》卷三，曾记载湖南布政使杨廷璋陛见时，官场公饯，曾演出昆曲《三多》。这一时期当是昆曲传入长沙的时间。高、昆同台演出，直接影响到高腔音乐和表演艺术的发展，使之从偏重大锣大鼓的武戏，变为也唱小锣小鼓的文戏。当年老仁和班小生喜保和杜三演唱的《赶斋泼粥》 、 《打猎回书》等高腔戏，也曾经吸收了昆曲表演中许多优美、细腻的做工和舞蹈，在当时也曾名噪一时。至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年），昆曲逐渐衰落，并退出湘剧舞台。光绪三十一年，长沙人叶德辉在《和桧门观剧诗》中有“昆山近又无人会，那解寻源白石翁”句，说明当时昆曲在湘剧中的处境。

乱弹又叫做“南北路”。其来路尚无定论，但湘剧在吸收了徽班中的《大长生乐》 、 《偷鸡》等一类剧目，并将其曲调称为“安庆调”，其他属于安庆“花部”的《水淹七军》 、 《龙虎斗》 、 《路遥知马力》 、 《王祥吊孝》 、 《李大打更》 、 《困曹府》等，也都是湘剧经常演出的剧目。

徽班源自于秦腔的《如意钩》 、 《锁云囊》 ，后来也传到湘剧班。此外，湘剧还从汉剧中吸收了《酒毒杨勇》等剧目，可见湘剧的早期发源与徽剧、汉剧都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南北路声腔的传入，在湘剧舞台上开始出现了高、乱合演的剧目，如《金丸记》中《盘盒》一折唱高腔， 《拷寇》一折唱乱弹腔。由于高、乱同台，得以互相借鉴，并且相互促进：高腔吸收了乱弹所长的做工和武打；乱弹则受高腔滚唱的影响，发展了长段流水，如《斩李广》中连唱四十八个“再不能”， 《程济赶车》中连唱二十四个“可怜主”等，使湘剧的唱腔和表演艺术又前进一步。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京剧流入长沙。四年后，又有十八个京剧艺人在长沙参加湘剧班并同台演出，湘剧艺人又向京剧学习难度较大的武功，在演唱中吸收了京剧的一些花腔。

综观以上的湘剧四种声腔的衍变，大体可以断定，湘剧发源于明代，至清朝中叶已逐渐形成为多声腔的剧种，又历经变化而形成以高腔和乱弹为主要声腔。其班社在康熙年间大多以唱高腔为主，或高、昆兼唱，如福秀班、老仁和班。乾隆年间班社逐步增多，如以唱昆曲为主的大普庆班，浏阳、醴陵一带则出现由九人组成的“案堂班”（见乾隆《醴陵县志》 “风俗”条）。当时。长沙、湘潭已经修建老郎庙，并于乾隆末年设九麟科班。道光年间成立以乱弹为主的仁和班。同治、光绪年间，班社蓬勃兴起，至宣统元年（1909），长沙城内有仁和、庆华、春台、仁寿、同春等五班，湘潭有永和、庆和等班，浏阳有清胜班，宁乡、益阳有大观班和福林班，至建国前夕，湖南全省湘剧班社达二十一个，艺人一千二百多人。自道光年间起，至建国前夕，所建立的科班达二十八个，开科六十多期，分布于长沙、湘潭、浏阳、醴陵、茶陵等地。其中以道光后期起科的五云科班开科最长，经历数十年，培养艺人四百多名。其后较有影响的有三元、华兴等科班。1920年后设立的福禄、九如、福喜等坤班，是专门培养女艺人的组织，开科长达十余年。?

衡阳湘剧在清朝同治、光绪年间，有剧目千余个，内容丰富：有来自北杂剧的剧目，如《单刀会》 、 《诛雄虎》 、《回回指路》等；有来自早期弋阳腔的剧目，如《目连传》等；有来自弋阳腔和青阳腔的剧目，如《琵琶记》、《白兔记》、《金印记》等；还有大量《三国》 、 《水浒》 、 《杨家将》及“三十六按院”的一大批南北路剧目。经演出实践的消长更迭，现有传统剧目六百八十二个，其中弹腔剧目有五百个以上，高腔剧目近一百个，低牌子剧目保存在连台大本戏中的有二百多折，但独立单出的则为数不多，昆腔及杂曲小调剧目亦少。

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期间，曾经涌现出一大批宣传革命和抵抗侵略的创作剧目，最有代表性的是《刺恩铭》 、 《广州血》 、 《东北一角》 、 《血溅沈阳城》和改编的《新会缘桥》 、《旅伴》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增加了很多新的剧目，来源有：一、移植剧目，如《白毛女》 、 《血泪仇》 、 《陈三五娘》 、 《生死牌》等；二、改编整理传统剧目，如《拜月记》 、 《追鱼记》 、 《百花公主》 、 《金丸记》等；三、新编古装戏和现代戏剧目，如《文天祥》、《巴蔓子》、《园丁之歌》、《郭亮》、《湘潮》、《金家三只凤》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田汉在长沙举办战时歌剧训练班，曾经先后组成七个湘剧抗敌宣传队，在湘南和广西桂林一带活动。抗日战争中，罗裕廷、吴绍芝、陈绍益等不少湘剧**演员死于战火中。湘剧业余组织名“社”，又称“票房”，以清光绪初年在长沙成立的“南雅社”最早；稍后的“闲吟社”则较健全，曾刊印《湖南戏考》 、 《戏源复活》两种刊物，并搜集校正湘剧传统剧本三十余集，剧目四百多个。湘潭亦有“如意堂”

衡阳湘剧等业余演出组织。建国初，湖南军区洞庭湘剧工作团成立，1960年，改建为湖南省湘剧院，长沙、湘潭、益阳、茶陵、株洲等地也分别建立了湘剧专业演出团体。1969年湖南省湘剧院曾并入湖南省湘剧团，1980年恢复原建制。

衡阳湘剧由于长期在省会长沙演出，视野比较开阔，艺术交流相对也多于本省的其他兄弟剧种，因此表演艺术上的革新得风气之先。加之省会长沙人文荟萃，观众文化水平较高，在清同治、光绪以后，文化人对湘剧颇为关注，如王先谦、王阎运、杨恩寿等，对剧目、表演多有评论。特别是晚清和民国期间，长沙的湘剧艺人受新文化思潮的影响，艺术上保守思想比较少，因此湘剧有一批经常上演的折于戏，表演上提高比较快，达到了精雕细刻的程度。

从目前衡阳湘剧的声腔构成来看，正是包含了高腔，昆腔，弹腔三种主要声腔。上述几说也是从不同侧面描述了衡阳湘剧源流的一脉。根据清人杨恩寿、王凯运在《坦园日记》和《湘绮楼日记》中的记载，他们在清咸丰、同治年间在衡阳看到的那些衡阳戏班演出的剧目，基本上显示出了衡阳湘剧初步定型的剧种形态。

衡阳湘剧的传统剧目十分丰富，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历经衍变和消长，至今记录在册的仍有613出。从不同剧目所用的不同声腔来划分，有昆腔戏41个，高腔戏97个，高昆腔间唱戏47个，弹腔戏418个，杂腔小调戏10个。从剧目的长短来划分，则有连台本戏6个，整本戏113个，散折戏465个。

连台本戏是多在酬神活动频繁的秋冬之时连台演出，每天演一本，演唱时用大鼓大锣伴奏，因而又称“大鼓戏”，主要有《目连传》、《封神传》、《岳飞传》、《西游记》、《混元盒》等。

整本戏，或称正本戏。每本演出时间多在5小时左右，故事内容独立完整。**的有五大本高昆混合演唱的剧目“青、红、绿、白、黄”。青，即《青梅会》，表现刘备、曹操煮酒论英雄的故事。红，即《红梅阁》，演李慧娘的故事。绿，即《绿袍相》，演刘湛与徐月娘的故事。白，即《白兔记》，演刘智远的故事。黄，即《黄金印》，演苏秦六国封相的故事。另外，《天意图》、《麒麟阁》、《古城会》、《衣带诏》、《置田庄》、《雁门关》、《祭风台》、《莲花山》、《双奇配》、《一捧雪》、《双连帕》、《三节义》等，也是衡阳湘剧戏班必演的看家戏。

散折戏，或称单折戏，为戏班常演的精彩折子戏。演出时间每折一小时左右。盛演不衰的散折戏主要有《醉打山门》、《打碑杀庙》、《昭君和番》、《佳期拷红》、《游街坠马》、《思凡》、《描容上京》、《八戒闹庄》、《打鼓骂曹》、《杨滚教枪》、《骂府生祭》、《打龙棚》、《雁门提潘》、《高旺进表》、《攀良起解》等。

衡阳湘剧的音乐分为唱腔音乐和伴奏音乐两部分，包括昆腔、高腔、弹腔、杂腔小调等四种声腔和过场曲牌、　打击乐曲。唱腔今以弹腔和高腔为主，尚保存一部分昆腔剧目。舞台语言以衡州官话为基础，结合中州韵规范而成。

湘剧的表演融高、低、昆、乱四大声腔于一炉，并吸收了青阳腔、四平调、吹腔以及〔南罗腔〕、〔银纽丝）、

衡阳湘剧〔鲜花调〕等杂曲小调。在长期的衍变过程中，高腔和乱弹已成为今湘剧艺术中的主要声腔。

高腔是湘剧主要声腔之一，源于江西弋阳腔。进入湖南后，较快地吸收了湘中、湘东民间音乐并扎下根来，成为湘剧早期的高腔，其代表剧目为《目连传》 。高腔向来为锣鼓伴唱，不托管弦，一人启口，众人帮唱，在高腔系统中较为淳厚而又率真奔放，属联曲体，其结构承袭了南北曲套曲的体制。在一折戏中，由引子、过曲（包括正曲和集曲）和尾声三部分联缀组成套曲，习惯上称作“一堂牌子”。

高腔曲牌有三百余支，有南北之分，南曲多于北曲。每支曲牌一般由“腔”和“流”（放流）两部分构成。凡属句幅大、旋律强、用人声和打击乐帮钹声作为结尾的乐句称为“腔”；而字多声少，朗诵性强，只有鼓、板击节的“滚唱”称为“流”。即一支曲牌中，在“腔”的前面增加词句，成为长段流水板，可以起到丰富曲文内容和淋漓尽致地表达思想感情的乍用。根据调式、旋律变化，曲牌功能各异。表观叙述和欢乐、热烈气氛的有〔金莲子〕、〔黄莺儿〕、〔山花子〕、〔东瓯令〕、〔风入松〕等；表观慷慨、激昂、悲壮情绪的有〔北驻马听〕、〔胡十八〕、〔阵云开〕、〔山坡羊〕、〔红衲袄〕等；表现气势磅礴、威武雄壮场面的有〔汉腔〕、〔棉搭絮〕、〔端正好〕、〔叨叨令〕、〔滚绣球〕等；表现沉思和怀念、凄切、悲哀感情的有〔四朝元〕、〔下山虎〕、〔挂金鱼〕、〔江头金桂〕。尚有一种由不同曲牌的腔句互相“穿”、“挂”，在调高、调式上互相转替交换，糅合而成的〔八声甘州歌〕、〔锦堂月〕、〔梅花塘〕、〔三仙桥〕、〔孝顺歌〕等，别成一格，能适应剧中情节和人物情绪的变化，表现力强。此外还有一些如〔乔木遮〕、〔绣停针〕等属于民歌、小调性质的曲牌。

高腔的节拍可分两类：一种是整规节拍类型，一种是节拍较为自由的散板类型。板式按习惯称呼有单板、夹板、散板、滚板、快打慢唱、回龙等。唱词绝大部分是有牌调的长短句，但〔汉腔〕类为整齐的七字句。建国后，湘剧音乐工作者为了使高腔适应于表现现代生活，运用“穿、挂、索、犯”等手法，谱写出一批新曲，如《园丁之歌》中“要为无产阶级争荣光”的大型唱段，就是由〔北驻马听〕、〔红衲袄〕、〔混江龙〕、〔新水令〕一类曲牌“穿”、“挂”而成，既保留了传统声腔的特点，又富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如今演唱高腔已试用管弦伴奏，帮腔以人声帮腔和乐器伴奏相结合。

衡阳湘剧的弹腔也分南、北路，地方特色十分浓郁。南路唱腔无行当之分，但各行当的演唱风格有所区别。北路生旦分腔，小生与旦行同，净行与生行同。旦腔比生腔高五度。旋律低且深沉，声调凄凉、哀苦。

乱弹又称作“弹腔”、“南北路”，属皮黄系统的板腔体音乐。南路相当于二黄，北路相当于西皮；又各有其反调，称为反南路与反北路，相当于反二黄与反西皮。平板（即四平调）、安庆调（即吹腔）、七槌半（即南罗腔）均归于乱弹腔。南北路声腔的主要区别在于各有不同的基本调式旋法，形成不同定弦。乱弹的板式南路有慢三眼（又名“十板头”、“四块玉”）、慢放流、慢走马、走马放流、快走马、快打慢唱、散板、滚板及导板、哭头和联弹等：北路有慢板、快三眼（相当于京剧原板）、二流（相当于京剧二六）、垛子、快打慢唱、散板、滚板、导板、哭头和联弹等。此外，通过创造发展出南转北、正转反，南路垛子、十八板、宝塔歌等独特的形式。就节奏和情绪而言，南路流畅委婉，速度缓慢；北路开朗活泼，速度较快；南路反调则凄凉悲愤。唱词基本上为整齐的七字句或十字句，上下乐句反复进行，乐句中又有小停顿，常垫以小过门。一般上下乐句是不可短缺的，但在特殊情况下，也可省去某一尾句，以锣鼓代替，习称“包皮”。

衡阳湘剧低牌子也是一种联曲体唱腔。曲调形式为三段体，即开始有个“引子”，系散板，速度最慢；主体为三眼板与一眼板或无眼快板，速度平稳；最后曲调急转直下，除用管弦乐伴奏外，加入锣鼓，造成高潮结束，谓之“合头”。但也有不是三段体的，或无引子，或无合头，或仅有主体。曲牌也有三百多支，分低牌子、番牌子、过场牌子三类。低牌子一般通用；番牌子专用于番邦人物的唱做；过场牌子大多是无词曲牌，如发兵用〔泣颜回〕、上朝用〔六么令〕、饮宴用〔园林好〕等。一说低牌子即昆腔，是昆曲地方化之后的俗称。词格、曲格均与昆曲相同，曲牌名称也大多一样，只是唱法上大同小异，较昆曲粗犷平直。

衡阳湘剧的昆腔，格律同于昆曲，但咬字颇具地方特色，上声字依湘南上声字调高唱，　使唱腔悠扬清亮。传统曲牌有“粗牌子”、“细牌子”之分，前者古朴粗犷，腔简字多，演唱速度稍快，用唢呐和笛子伴奏；后者细柔婉转，腔繁字疏，演唱速度较慢，　以曲笛伴奏。?

昆腔于明末清初传入。清康熙六年（2667）成立的老仁和班，为高昆兼唱。乾隆年间，还有一个专唱昆腔的大普庆班。常演剧目有《游园惊梦》 、 《藏舟刺梁》 、 《剑阁闻铃》 、 《宫娥刺虎》等。后因乱弹（南、北路）兴盛，至同治、光绪年间，昆腔逐渐衰落，时至今日，湘剧己无昆腔剧目。

衡阳湘剧现行的脚色行当分为生、花、旦三大行。其中生行又分老生、正生、小生，花行又分大花、二花、三花（即丑），旦行又分正旦、老旦、小旦，共九个行当故称“九人头”。老生偏重靠把戏和拐杖戏。靠把戏多扮演年高位重人物，　重功架气度，以扎靠和把子功见长；拐杖戏表现年老体衰、老态龙钟的人物，戴白胡子，拄拐杖，唱做并兼，尤重白口。正生戏路较广，偏重唱功做功。小生行多扮演儒生及青年文官武将等人物，演唱时本嗓和假嗓交替运用，唱，做，念、打，缺一不可。大花行多扮演忠臣良将、草莽英雄、奸臣、小人，唱念运用霸音、虎音、炸音。二花行多饰演性格豪爽、勇猛、憨直、机趣或凶残的人物，重武功身法，以配戏为主。三花行道白以衡阳方言为主，还有苏白、山西白、京白和湖北话等多种地方语言。正旦多扮演贞妇、烈女，　表演端庄稳重，小旦戏路较宽，角色身份、年龄不一，要求唱、做、念、打俱全。老旦以配戏为主，角色有贫富之分。这些行当虽然严谨规范，但历代的衡阳湘剧艺术家，却可以利用行当的表演程式，表现不同人物的情感，刻划不同人物的个性。

头靠：讲究“靠、唱、醉、死”之别，所以一般除扮演长靠老生如《水淹七军》中的关羽， 《定军山》中的黄忠， 《刀劈五虎》中的赵云， 《九龙山》中的岳飞等是以把子、功架见长，唱做俱重的角色外，还要演《琵琶记》中的张广才， 《鹦鹉记》中的潘葛， 《西川图》中的张松， 《醉写瞄蛮》中的李太白， 《拜斗斩延》中的孔明， 《打痞公堂》中的宋士杰等以唱、念、做见功的角色。表演首重“位份”，讲究功架气派，沉着稳重，且有白须、麻须、青须之分，及解袍、靠子、胯衣、黄布袄、罗帽、纱帽、趿鞋等戏路之别。

二靠：如《借箭打盖》中的鲁肃， 《表功》中的秦琼， 《推弓结拜》中的薛仁贵， 《花荣带箭》中的花荣， 《一捧雪》中的莫成等角色。由于身份、职位、年龄都不及头靠的分量，表演上也不要求如头靠的功架沉稳庄重，表演的大多系身法戏。除讲究扎靠破把外，重跌扑武功，敏捷灵巧，有蟒靠、袍子、袍子、罗帽、纱帽等戏路之分。

唱工：如《金沙滩》中的卢俊义， 《收姜维》中的孔明， 《上天台》中的刘秀， 《辕门斩子》中的杨延昭， 《二进宫》中的杨波等，是以唱工为主的生脚戏，讲究嗓音嘹亮，口齿清楚，调高气足，唱做结合。有皇帽、蟒衣、褶子、袍子等不同戏路之分。

小生：戏中文巾、雉尾、盔靠、罗帽俱全，讲究穷、文、富、武之别。如 《黄金印》中的苏秦， 《赶斋泼粥》中的吕蒙正， 《抢伞》中的蒋世隆， 《赏荷》中的蔡伯喈， 《桂枝写状》中的赵宠， 《白门楼》中的吕布， 《三讨战荡》中的周瑜。还有一路胯衣戏，如《狮子楼》中的武松， 《兄弟酒楼》中的石秀。此外；娃娃生戏如 《打猎回书》中的刘承佑，唱做兼重，少年英姿中略带稚气，舒眉亮眼，转带飞翎钢，是湘剧小生行中很有特色的角色。

大花：如“封神戏”中的纣王，“三国戏”中的曹操、董卓、张飞， 《装疯跳锅》中的蒯彻， 《大进宫》中的赵炳， 《薛刚反唐》中的薛刚， 《打龙棚》中的郑子明， 《金沙滩》中的阮小七等。人物众多，文武兼有。除袍带、靠子、短打诸戏路外，还有部分中军戏，如《审假旨》中的张守信， 《打弹鸣冤》中的牛谨等；以及部分草鞋戏，如《战荡》中的张飞， 《摘梅推涧》中的侯上官等。表演上文武唱做俱全重叫跳鸣嚎，用嗓讲究炸音、虎音霸音，身法要求功架凝重舒展，脸部重眼功与动脸子功（脸部肌肉抽搐）。由于人物不同，脸谱各别，又有水白脸、黑脸、花脸等戏路之分，表演上各具特色。

二花：如《五台会兄》中的杨五郎， 《七郎打擂》中的杨七郎， 《摸鱼闹江》中的李逵， 《战长沙》中的魏延，《狮子楼》中的西门庆等。重跌打翻扑，表演矫健敏捷，须具扎实的武功底子。在戏路上亦常分靠子、袍子、胯衣、粉脸与和尚戏等。

三花：即丑行。如《九锡宫》中的程咬金，《昭君和番》中的王龙，《双下山》中的本悟和尚， 《写状》中的何乙保， 《拦马》中的焦光普， 《打草鞋》中的王子能等。人物繁杂，表演上大都讲究幽默风趣，身法短小灵活，轻巧敏捷，有的朴实自然；亦有解袍、官衣、褶子、袍子、丑衣、烂布子等不同戏路。

正旦：如《琵琶记》中的赵五娘， 《打猎回书》中的李三娘， 《秦雪梅》中的雪梅， 《烂柯山》中的崔氏，《昭君和番》 中的王昭君等。表演首重唱工，身法端庄稳重。

花旦：如《琵琶记》中的牛氏， 《偷诗、赶潘》中的陈妙常， 《写状三拉》中的李桂枝， 《赠剑斩巴》中的百花公主， 《坐楼杀惜》中的阎惜姣， 《扇坟吵嫁》中的贾氏， 《翠香下书》中的翠香， 《背娃进府》中的表嫂等。表演上首重做工，念白讲究爽朗甜润，身姿讲究灵活轻俏。由于人物类型的不同，又有花衣戏、背搭戏和大脚婆戏等不同戏路。特别是大脚婆戏，动作粗犷洒脱舒展大方，念白清脆，具有浓厚的湖南乡土气息，是湘剧做工花旦中**特色的一路戏。

武旦：扮演原花旦行中一部分武戏的角色。如《打围》中的穆桂英， 《杀四门》中的刘金定， 《十字坡》中的孙二娘等。表演上以武功为首，踩娇破把、矫健敏捷，特重腰腿和把子功夫。传统演技有为亮研特设的身法，如《打围》中的穆桂英须连踢四十八脚。

婆旦：演各种身份的老年妇女，如《摸包认母》中的李后， 《辞朝》中的余太君，《牧羊卷》中的朱母， 《春秋配》中的乳母， 《乌龙院》中的阎婆，《骂鸡》中的王婆等。重唱做及面部表情，且有贫、富戏路之分。

紫脸：湘剧的紫脸是湖南地方大戏中一个独特的行当。以开紫色脸谱人物为主，为净行中的唱工角色，如《二进宫》中的徐延昭， 《沙陀搬兵》中的李克用， 《牧虎关》中的高旺， 《斩信哭头》中的单雄信， 《观星借头》的高鹞子等。亦兼演生行中的唱工开脸戏，如纷《打龙棚》中的赵匡胤。其表演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唱工上，音调高亢洪亮，用脑腔共鸣，兼以“夹音”（即“假嗓”）。它虽是在唱工花脸和唱工生脚的演唱技法基础上发展的，但又有别于二者，而形成自己的独特唱派。紫脸行盛于二十世纪前期，名角辈出，最**者数罗裕庭、蒋福雷等。罗裕庭体态魁梧，音高气足，唱腔高亢激越，造诣较高；落福雷因系女性，**特色，她嗓音圆润浑厚，行腔婉转自如，影响颇大。稍后则有梁金蠢，五十年代仍能演唱。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后继乏人，偶有演出，皆多由唱工生脚代扮。

在行当应工上，湘剧还有不同于别的剧种的地方，如： 《空城计》中，生扮司马懿。 《沙陀国》中紫脸扮李克用。 《哭祖庙》中，小生扮刘湛。 《装疯跳锅》中，净扮蒯彻。 《琵琶宴》中，净扮赵炳，颇具特色。

衡阳湘剧的表演艺术主要有三种表演风格。一是昆腔戏动作细腻、舞蹈性强的风格。二是高腔戏动作古朴，泥土气息浓，唱、念多的风格。三是弹腔戏动作规范化程度高，多用程式、大段板式变化的唱腔或整段念白手段刻划人物的风格。

衡阳湘剧艺人在新中国建立之前，社会地位卑微，生活贫苦。1949年，仅存零散戏班5个，艺人不足200，演出日见萧条，衡阳湘剧艺术濒临绝境。新中国建立之后，衡阳湘剧艺术有了较快的发展，在政府的支持下，组建了一批专业剧团和民间职业剧团，培养了一批学有所长的演员、乐师，充实剧团演出阵营，整理、改编、　创作了许多优秀传统剧目和现代戏、历史故事戏。其中《醉打山门》被评为湖南省和中南区的优秀剧目，进京参加**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　《雁门提潘》和《芦花荡》两剧，也曾到北京汇报演出。谭保成、谭松月、谭贵昌、罗金城、王桂枝等一批艺术家，受到党和政府的奖励，衡阳湘剧这一古老的剧种，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正焕发出新的青春风采。

衡阳湘剧的表演艺术，早期的高腔连台大本戏，重功架与特技。且融“百戏”、“杂技”、“武术”等于其中，

衡阳湘剧如《目连》大戏很讲究“射叉”、“叠罗汉”、“爬竿”等技艺。青阳腔进入后，从偏重大锣大鼓的戏，变为也唱小锣小鼓的戏，特点是唱重于做，做工生活气息很浓，程式化的动作不多，如《琵琶记》 、 《金印记》的表演艺术，至今仍保留着凝重、古朴的风格。昆腔进入以后，表演艺术又有所发展，吸收了昆腔载歌载舞的特点，唱做并重，舞台表演活泼多姿，如《白兔记o打猎回书》 、 《破窑记·赶斋泼粥》 ，相传这是老仁和班小生杜三和喜保的创造，传演至今，仍有很大的艺术魅力。自从弹腔（南北路）进入湘剧后，在表演程式上有所加强，出现了一批如《水擒庞德》 、 《五台会兄》等以造型、功架著称的剧目，增设了紫脸这个行当。紫脸始于仁和班的郭少仁。同时由于高、弹同台，高腔吸收了弹腔所长的做工和武打，弹腔则受高腔滚唱的影响，发展成长段流水，如《斩李广》中连唱四十八个“再不能” 《程济赶车》中连唱二十四个“可怜主”以及《金沙滩》中的[宝塔歌]等。清末，京剧进入长沙以后，曾有十八位京剧艺人参加湘剧班同台演出，湘剧艺人又向京剧艺人学习武功，并在弹腔演唱中吸收了京剧一些花腔，又一次丰富了湘剧的表演艺术。

衡阳湘剧角色行当有生、旦、净、丑四行，各个行当又各有若干分支，都有其独特的技艺。生角居各行之首。小生中罗帽、文巾，雉尾、盔靠俱全，有穷、文、富、武四做派。唱用假嗓，念带本音，不掺土语，尤重做工。如穷小生戏（俗称“烂布子戏”）《泼粥》中之吕蒙正， 《金印记》中之苏秦， 《打侄上坟》中之陈大官等，表演松弛自如，很有生活气息。又如《打猎回书》中的娃娃生，一段高腔合着一段舞蹈，舒眉亮眼，转带摇翎，抬腿过额，旋步若风，飒飒英姿略带几分稚气，自然而逼真地表现出十五、六岁的少年将军天真活泼的性格。这种高腔与舞蹈紧密结合的表演艺术，传自名小生杜三，后来五云班李芝云、华兴班吴绍芝，都以此驰名。建国后，陈剑霞继承这一传统表演艺术，在**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获奖。五云班柳介吾在《祭风台》中拖鞋行走的趿鞋路，仁寿班陈绍益在《金沙滩》中金鸡独立的船路，普庆班盛楚英在《金马门》中脚踵作步的醉路，都是很富特色的艺术创造。清华班言桂云的唱工，曾以“云遮月”的嗓音被人称为“南叫天”。建国后，徐绍清又发展了湘剧老生的演唱风格，在扮演《琵琶上路》中张广才时，滚唱数十句一气呵成，行腔走板，有如高山流水，响遏行云，曾在**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获奖。?

衡阳湘剧的传统表演艺术，既有丰富的程式，又能突破程式；既有角色分行，又不受行当的局限；而是从生活出发，塑造出不同人物的艺术形象。如《打雁回窑》 ，本为正旦唱工戏，却溶进了武旦做工，形象地表现出柳迎春这个富家小姐在经历十年寒窑生活后的性格变化。 《哭祖庙》本为老生戏，却改用小生扮演，使刘谌这一人物更符合历史真实。 《装疯跳锅》中的蒯通，本为老生戏，却改用净角扮演，以写实性的做工，丰富人物的性格。 《空城计》中的司马懿，本为净扮，却改用靠把生角，以达到唱念并重的艺术效果。《八牌庄》中的路遥， 《背娃进府》中的表大嫂等人物，泼辣、粗犷、直率、奔放的形象十分鲜明。

湘剧的伴奏乐队，传统上称为“文武六场”。武场四人，击打鼓板、铙钹、大锣和小锣；文场二人，操弄二胡、月琴，兼吹竹笛、唢呐，统由司鼓指挥。建国后，文武场面均有增加。弹腔以京胡（取代传统的二胡）、京二胡和月琴为主，称为“三六件”。平板由竹笛主奏。高腔试用管弦伴奏后，高胡主奏。低牌子由竹笛主奏。打击乐有一套成型的锣鼓经，分〔长锤〕、〔击头〕、〔溜子〕、〔挑皮〕等类，每类又有十至二十余种不同名称的锣鼓点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湘剧得以新生。在**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中，湘剧《琵琶上路》获奖， 《打猎回书》 、 《五台会兄》 （见 图湘剧-3）获得好评，湘剧演员徐绍清、彭俐依、陈剑霞、杨福鹏、罗元德分别获得演员一、二、三等奖和奖状。各地剧团办了演员训练班，湖南省成立了艺术学校湘剧科，承先启后，培养了大批人才。许多从事戏曲表导演、音乐创作、舞台美术的新文艺工作者参加湘剧团体工作，整理、创作了大批新剧目， 《拜月记》 、 《生死牌》先后在上海拍摄成电影艺术片。1960年成立了湖南省湘剧院，整个湘剧事业不断向纵深发展。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省的湘剧团全部被迫解散，人员下放劳动。绝大部分名老艺人、作者、导演，受到不同程度的追害，有被迫害致死或致残的。大量湘剧剧本和各种资料被毁弃。直至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湘剧界才开始复苏，进行了一系列拨乱反正工作。现己恢复湘剧院及市、县湘剧团六个，并积极培训新一代演员。